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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與特殊國情
文·潛行者什麼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每個人自有每個人的回答，而且無一例外都可以自圓其說。關鍵是，這個設問一旦與“普世價值”相碰撞，詮釋起來似乎就沒這麼輕松瞭。在與世界接軌上，且不說近現代中國的戰戰兢兢、搖搖晃晃，單是1949年之後新中國的如履薄冰和“摸著石頭過河”，就足以說明將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與此時此地的特殊國情相結合有多困難。不久前，陳丹青先生有一段頗受爭議的訪談視頻——“三千年文脈已斷”，歷數特殊國情的特殊矛盾種種。有意思的是，劉擎先生的新書《中國有多特殊》中也有這麼一篇——“特殊價值的‘傲慢與偏見’”。也許論述范圍較丹青先生有所縮減，但是縱向的掘進顯然更深。比方說，他直白地寫道：“尊重異己文化的恰當方式，不是說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傢好’，而是要講究是非對錯原則。”略舉一文化事例，不久前橫掃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片《寒戰》，劉德華飾演的高級警監為達目的，公然說出瞭“非常時期用非常方法”這樣的臺詞。且不說港人是否認同，但就字裡行間蘊含的價值觀而言，就是一個不合格的藝術作品。試問：難道春晚小品中頻頻出現卻被全民默認的“刪短信”這種段子，以及《北京遇上西雅圖》中的“小三才是真愛”的價值取向，才能代表中國的特殊國情嗎？回溯過去，在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過程中，“特殊國情論”並非僅在當下甚囂塵上。清末民初，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之說，憲法、議院、選舉之制，甚至廢科舉、興學堂，開始時都曾因不合國情而被拒絕。維新派主張變法的時候，反對派的理由之一就是洋人的那些東西不適合中國國情。 “特殊國情”的確可以讓彼此都願打願挨、舒服愜意，但本質卻是畏懼改革、害怕變化的國民心理。是故，大傢應該而且必須心知肚明：大環境下，“大國崛起”與“特殊國情”乃至“中國威脅論”等，不僅僅是一個是否“政治正確”的立場問題，還是一個混沌多元、矛盾交織的文化概念。正如劉擎先生所言：“如果我們說孔孟的仁愛、中國的孝道是普世價值，中國之外的地方並不見得認同。我們認識論的困境在於，我們無法從根源上追溯到一種基本的共識，可以結合我們的傳統，還能適應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縱觀全書，劉擎先生沒有大聲疾呼，更沒有暴跳如雷，隻是淡然地表達：如果時至今日，而我們對自身文明的定義依然是單向度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話，便勢必難以總結這二百年來的衰落和暮氣，也難以對後人交代為什麼美麗中國會一步步被愚蠢和短視所蠶食。但也不得不指出，在思辨和勇氣躍然紙上的同時，本書的最大硬傷也顯而易見，因為作者有意無意地將美國文化論證為普世價值的成功案例甚至是唯一代表，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陷阱也實不可取。斯賓格勒當年那本《西方的沒落》，雖然被批評為論證不嚴、邏輯不通，但其中咄咄逼人的文化自覺性，至今仍然可貴。所以，以我之見，劉擎先生這樣的異類和反對派，越多越好才是國之幸事。文章來源：《能源評論》
新聞來源http://new台南市卡債更生s台東縣貸款.hexun.com/2013-11-13/159653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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